《死亡大事》，裡頭有一段文字是作者在推算自己的死期，也難怪，身為殯葬業禮儀師的湯瑪斯•林區，每天都在經手鄉親鄰居的死，不免有時浮想聯翩了起來…… 
我曾經很想知道自己的死期。這多多少少能讓我從保單中得到好處，或追悔過往，或向從前的愛人溫柔告別。我希望計算能精確一點──假如不知道是哪天死，知道是幾歲死也行，至少目前為止我身邊的人都關切過這件事。
對於人什麼時候會死這件事，基因庫還不太能確定。我們整個家族的男性都死於心臟問題，不管是充血性心臟衰竭、心肌梗塞、冠狀動脈阻塞，或一般的心臟衰竭，所有人的死亡原因都來自胸部，發作時間都是六十幾歲。
我外公，一個肚子大大的男人，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我對這個禿頭男人的記憶很有限，現在只剩下他說小熊故事的樣子。大約二十世紀初，他在密西根上半島長大，在南邊的安娜堡唸書、結婚（據我外婆說，她是他的初戀）。而我外公派特•歐哈拉雖然從此住在南邊的下密西根，過著都市化的生活，但他每年秋天都會離開我外婆瑪佛•葛瑞斯，回上半島待一個月，在那兒喝酒打獵釣魚兼編故事，就是我所記得他跟我們說的那些「什麼被熊被狼被我們從來沒見過的野生動物趕上樹」的故事。儘管派特外公在六十二歲的時候過世了，瑪佛外婆卻比他多活了快三十年，直到一場中風讓她臥床不起──雖然還有意識，八個月之後也衰竭而死，死時九十歲。她過世那年我三十五歲，也開始思考自己面臨死亡時的問題。
我爺爺同樣也死於心臟病，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我還記得打到我工作保齡球館的那通電話。他是六十四歲死的。他和奶奶開車去弗蘭肯默斯的「澤德馳名雞肉快餐」吃晚飯，從底特律往北要開兩個半小時。回程路上，他感覺左臂下方開始疼痛，他想說不定是肉汁或雞肝搞的鬼。回家後，他們打電話給醫生、消防隊、神父和我爸。爺爺穿著內衣和吊褲帶，直挺挺坐在床邊，找的人都來了──醫生為他作檢查，神父對我奶奶點頭保證沒事，消防隊員拿著氧氣筒待命；這毫無違和感的一組人馬說不定可以印上「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標誌，掛上「平安上路」招牌。而我爸那時剛滿四十，可能做事還很小心，也有點無助（這只是我猜的）。總之，醫生在通常的位置放上聽診器，在片刻思索的寧靜之後，宣布了診斷：「艾迪，我聽不出你有什麼問題。」而永遠成為爭議事件的是，下一秒艾迪就滑下地板，整個人泛紫，瞬間斷氣，給在場所有人來了個一次了結──現代醫學的誤診，生命的無常大抵如此。
由於我爸是開葬儀社的，任務就落在我哥哥丹和我身上，我們必須為「林區老爹」更衣入殮，這是我第一次這麼專業的辦自己人的喪事。我已經記不得，那時我爸只是簡單的「要求我們去做」，還是「堅持我們去做」，或純粹只是給我們一個機會做。但我記得，當時立刻覺得寬慰了不少，因為我可以做點事，任何事都行，我可以幫上一點忙了。
我一直都用老爸在世的歲數減去我自己的歲數，然後開始想自己有限的未來──在看起來像數學題的生命裡，在各種加減出來的答案裡，這是第一個要算的。
林區奶奶跟歐哈拉外婆一樣，一直活到九十歲才過世。她們的寡居生活也相差不多，對我來說，那幾十年的時間成了一個個的星期天、聖誕節和國慶日，她們要不是出現在露臺，不然就是在廚房餐桌上喝著兌水的加拿大威士忌，一面對政治、宗教大發議論，一面糾正孫子們使用的英語。
林區奶奶是共和黨人，個性務實，比爺爺小了十歲，因為改信才成為天主教徒。她從小到大信的都是循道宗，神職人員在她看來都只是巡迴講道的牧師和機會主義者，只是信仰生活中的過客。她不相信禁慾主義，也不關心牧師有沒有名氣，而且她星期五會吃肉。她用自己的方式過生活，批評的話不急著出口，讚美人的時候儘管節制卻更出自真心。外婆是民主黨人，也是教師工會的成員，屬於愛爾蘭人裡頭非常虔誠又喜歡偶像崇拜的天主教徒，誠實細心，規矩一堆，不管讚美或責備時表情都很豐富，只是程度上實在太過。她們爭論起來一來一往相當精采，不管什麼戲都比不上──外婆一唇槍舌劍，奶奶便沉默以對。如果外婆開始滔滔不絕，什麼事都一口咬定；奶奶便會輕聲細語，說什麼事都有可能。外婆手一指，加強語氣；奶奶眉一挑，不予置評。誰也贏不了誰。所以她們這麼長壽，在她們的炮火之下我還能活著長大，也只能說是上天的恩賜。她們現在葬在同一個墓園裡，不過不是同一區，身邊躺著比她們早死多年的男人。我記得她們的喪禮，循規蹈矩，恰如其分，大家熱烈的你一言我一語，就像她們的一生。
我的奶奶和外婆是強大的女性，那種強大可以從他們的孫女和曾孫女身上看出來。只要是說得出來的問題，她們一定忍不住要解決它；所以，根本沒有打破沉默這種事，肯定的是，沉默的時候根本少之又少。工作機會上的不均等是她們那個年代很典型的情況，但這並不代表需要放棄權力──如果她們的丈夫賺一塊錢美金，她們只能賺六十三分錢，那麼她們就靠著死去丈夫的保險金或社會福利金，過那另外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說，她們的丈夫有政治、經濟和體型上的優勢，那麼女人所得到的便是情感、精神和人口方面的回報。明白「上帝可能是女性」，所需要的認知是「惡魔可能也是女性」。我奶奶和外婆都希望只把好的東西留下來，當然對大多數女人來說，事情不會只有好的那一面，她們都很清楚，這個世界正要改變。
我媽和我共同見證了二十世紀性別之間的隔閡開始拉開，縮短，又再度拉開。女性為了償還房屋貸款而放棄家務，追求政治與財務上的平等，而且也開始死於心臟病、車禍和腸胃疾病（一如她們家中男性常見的死因），比起她們的媽媽，她們死的時候更年輕，保險也比較好。即使是自殺也和以前不同，過去會使用比較溫柔細緻的方式如藥片、瓦斯爐和其他安靜的手法，現在則變得更有決斷性，也更吵──手槍開始出現，後來還有人用霰彈槍。就某個特殊角度來看，這個變化被視為進步。
我媽在生活裡大多數事務上是傳統的擁護者，但碰到死亡時，卻超越了時代的腳步──她比我爸早死了二十八個月，當時她六十五歲，被一種拿走她聲音的癌症奪去了性命。
因此，不管是性別或基因庫在預測死亡上都做不得準，我開始往別的地方尋找答案。
《死亡大事》，正如近鄉情怯一樣，我們沒事不太想接觸「死亡」，然而人類必死的命運卻無從避開，不妨一點一滴了解有關此議題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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