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筆者曾為文論述總統大選幾個重要議題,這幾個議題至今仍相當熱門,本文先就年金改革與居住正義來檢視。
國民黨執政時時期,於2012年對於軍公教的年終慰問金做了處理,突如其來的停發觸怒了不少軍公教。2014年將農保的資格從六個月改為15年,大量減少假農民也節省不少農保支出,當然也得罪了150萬「農民」。這些改革的規模,不少於當前民進黨政府的「年改」,卻因不懂得宣傳,反而落得「無能」的封號而收場。
在上一次大選,民進黨號稱有能力進行年改並宣稱一年內完成,上任過了三年多只對人數最少的軍公教進行溯及既往的剝奪,至今對於財務窟窿最大的勞保仍多所顧忌。由於信任恐被瓦解,時間又更為緊迫,下任總統進行年改3.0難度會更高。
令人不解的是,當政府大喊財務危機時,民間保險業者卻年年豐收,年終獎金甚至可拿三個月。何以保險業者會賺錢,而政府經營社會保險規模更大,卻有財務危機呢?乃因政府在社會保險中所扮演雇主與補貼的角色、基金經營不善、以及制度中存在一些「巧取」的空間。
這些「巧取」包括,要求政府偏高的提撥比例、保險費率偏低、以及因「標準薪資」所帶來的低報與違常升遷等現象,這些問題在年改中並未解決。政府主要將軍公教的「所得替代率」向下調往勞工的水準,而忽略了軍公教的提撥遠高過於勞工所繳的保費,加上溯及既往的濫用及財務責任的不當歸因,軍公教當然難以忍受。
由於壽命的延長與退休人口的激增,許多國家都有年改方案,多繳、少領與延退,以及轉變制度從「確定給付」為「確定提撥」或「折衷」最為常見,而能有效紓解問題者,通常是人口變遷緩慢的國家。當年政府從一次領取改為年金制,聲稱是提供較好的保障,卻快速導致財務的危機,乃因忽略台灣人口變遷特快所致。當前的年改並無法跳脫此困境,只是選擇性的刪減,連政府的法定責任都視而不見。
至於「居住正義」議題,最近已有許多報導,反映出當年選舉(包括總統大選與地方選舉)都在亂開支票,不論公宅或青年住宅,現在全都跳票。這次大選,民眾必須睜亮眼睛。筆者早就呼籲,不論地方與中央都應先設定補貼資格,然後進行需求調查,這才是理性的政見,而不是比誰支票開得大!
其實,年輕人「住不起或租不起房子」不只是今天,在半個世紀前的台灣,在當前世界各國都存在此現象。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房子「現在」買不起,而應在於經過努力數年之後是否還買不起;如果薪資的調升無法追上房價的飆升,那就是問題的關鍵。
筆者也曾指出因少子化加上台灣住屋自有率超高,各級政府須搞清楚是甚麼樣態的居住需求,而不是濫情來討好年輕人,到最後將公有地用盡,卻因地點不符合年輕人就業的近便性,或年輕人因自己或直系血親擁有房子而不符補貼資格,政府只是創造更多蚊子屋,還需編列大筆經費來維護與善後,反而害了年輕人;20餘年前的「廣設高中大學」就是一個例子,而政府在追量的同時,不能忽略居住環境品質的提升,營造社區的友善與安全,才是居住正義的根本。(作者是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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