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戰升溫、聯準會（Fed）等先進國家央行持續收回刺激措施等發展，引發金融市場劇烈動盪，也牽動往後幾年的全球經濟展望。為了解並掌握2019年局勢，本報再次與Project Syndicate合作，獨家刊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賓塞、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爾、世界經濟論壇（WEF）創辦人施偉伯等20位全球菁英對2019年的觀察與洞見，希望藉由他們的智慧，為讀者帶來新視野與新思考。
全球經濟正在經歷一場影響深遠的轉型。各國人口、生產率、財富、權力和野心勃勃的轉變帶動了一些改變，而美國總統川普重塑供應鏈結構、改變跨境投資誘因，以及限制人員與科技跨境流動的各項舉措，則加速了這種轉型。
這些改變產生的緊張，在持續升溫的貿易爭端可明顯看出。儘管新興經濟體出現混亂，但市場迄今對這種互課關稅的反應都很節制。投資人可能認為，這只是重新談判過程的一環，終將為全球商業制定新參與規則，且是更有利於強者的規則 。
但這種假設可能低估了現有問題的複雜性，首先是在何處創造投資和就業的政治敏感問題，假如關稅和貿易壁壘本身被視為短暫的談判策略，這兩項手段本身將不會顯著改變全球投資模式或全球供應鏈及就業的結構。
川普等保護主義人士主張，關稅等貿易壁壘能遏止「作弊」和「不勞而獲」。這意味著這些措施有助於消除與全球化相關的緊張、失衡和兩極化。
作弊確實存在，國家補貼特定產業均可能被視為作弊行為，包括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在內。同樣可能被視為作弊的還有要求以技術移轉換取市場准入及剝削勞動的行為，還有匯率操縱等。
但無論作弊帶來何種危害，處理這些行為都不可能令導致經濟、社會和政治兩極化的條件徹底解除。畢竟，至少過去30年來，勞動力套利（labor arbitrage）一直是全球供應鏈組織的核心驅動力。假使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遵守世貿組織規定，就認定它們融入全球經濟所產生至高無上的分配效應會就此消失，這似乎不太可能。
關稅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川普感興趣的或許只是公平競爭，在實現公平競爭的情況下，他將接受全球市場結果。但更合理的是，這只是他整體戰略的一部分，透過主張國家優先和主權贏得支持。
這類作為正把世界推向更分散化的體系，而科技進步在國家安全和經濟表現方面所帶來的挑戰和疑懼，也驅使世界各國進一步走向碎片化。
基於這些發展的安全影響，各國不願對網路放任不管，也不願將監管授權給一個超國家的機構，於是許多國家將權力掌控在自己手中，使各國網路監管分歧擴大。
雖然這可能加劇國家安全計畫的複雜性，但也創造出巨大的新商機。現在已經出現大量創新的數位化商業模式，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其中不少可以成為包容性發展的強勁引擎。數位啟動的生態系統擁有開放架構與低進入門檻，是具有龐大經濟潛力的新興模式之一。
還有一種關鍵動力將決定未來數十年全球經濟的發展：美中戰略敵對。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時，人們可能期待美國會追求一種戰略—聚焦於建立、擴大並鞏固與天然盟友的聯盟，事與願違的是，川普既疏遠長期盟友並攻訐多邊架構和組織，又與中國對抗，而且迅速演變為兩強對決。
這是十分怪異的策略。無論川普認為與盟友作對能得到何種好處，都少於造成的損失。美國及盟友的分裂若成為全球新秩序的永久特徵，將導致全球民主國家陷入更深的分裂之中。隨著中國穩步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長期權力平衡無疑將朝有利中國的方向改變。（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林聰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