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來,隨著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IMF)特別提款權(SDR)的機率持續攀升,市場人士樂觀預期,此舉將會為人民幣帶來另一波榮景。考量中國經濟對全球的重要性已超過英國與日本,以及IMF公布的6.6兆美元全球外匯存底推算,人民幣納入SDR後,理應可獲得約15%權重、創造約1兆美元的人民幣需求。然而,人民幣納入SDR後的升值效應可能沒外界想像顯著,原因有三:第一,人民幣納入SDR,與MSCI是否納入A股不同。MSCI若進一步納入A股,將觸發被動式投資在資產配置上增持A股的部位,A股自然會有一波明顯的資金進駐。而人民幣納入SDR後,雖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但各國央行、機構法人或個人是否願意增持人民幣資產則屬於自發性質,而非強制性,使其效益不如MSCI納入A股般絕對。
其次,未來幾年境外人民幣資產規模可能不易如過往般翻倍增長。雖然中國人民銀行(人行)的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4月底,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在境外持有債券、股票及存款等人民幣資產達人民幣6,667億元,而其他境外機構及個人投資者境外持有的人民幣資產亦有約4.4兆元。但2015年6月陸股崩跌、政府暴力救市之舉、8月11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無預警大幅貶值,以及當前中國經濟情勢持續疲弱,人民幣貶值預期依然濃厚,都或多或少傷及國際間對人民幣的評價。因此,人民幣納入SDR後,各國央行、機構及個人投資者不全然會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的持有,更遑論目前境外人民幣資產已超過5兆元,即將步入成長瓶頸期。
最後,SDR屬於一種記帳單位,全球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只有約3%以SDR貨幣持有。假設人民幣納入SDR後的權重為15%,則新增人民幣配置需求也僅有300億美元水準,對市場整體影響微小。
由此可知,以人民幣納入SDR推算全球對人民幣增持的需求,進而期待未來人民幣大漲,倒不如關注中國經濟基本面來得重要。況且,就歷史經驗看來,某一貨幣成為準備貨幣後,短期匯價也未必升值。就像1999年歐元問世時,市場一度預期歐元走升,但一年後即因經濟不振,使歐元匯價貶值超過30%,顯見匯價走勢仍須取決於經濟基本面。
平心而論,人民幣納入SDR的最大意涵在於加速中國金融改革。因為SDR不只能加速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提升,也能使中國推進跨境貿易和投資結算變得容易些,包括提高原油、鐵礦石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降低中國在海外的借貸成本,並為經常項目赤字融資提供資金,有助於中國企業向海外擴張。同時,人民幣國際地位提升將營造出中國加速金融開放的良好環境,例如改革外匯管理制度、增加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換程度等。未來,伴隨著資本項目實現可兌換,人民幣匯率與利率市場改革進一步邁向成熟,以及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加速發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可望取得更明顯的成效。
在期待中國加速金融改革的同時,必須特別注意其規避風險管道和能力相對不足、利率曲線仍待建置、匯率有待進一步市場化,資本雙向波動性加劇將對人行的流動性管理帶來挑戰。加入SDR意味著人民幣要承擔龐大的外部壓力,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複雜性更高,未來人民幣波動幅度亦將明顯加大。而人行能否扮演好全球主要央行的角色,仍須持續觀察。(作者是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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